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九日／青衣公園

(一下子不再需要趕忙，拍照，終於再次成為消磨日子的玩兒。那天路經青衣公園，頭上一襲紅葉，美得叫人屏息。)

悠長假期，適合寫日記。

記得《那誰》的MV嗎？
廚房內，梁祖堯在盥洗盤旁邊切菜切瓜，忽爾視綫凝住，右眼滴著眼淚。
這一幕，猶如近日的生活寫照。
是的，兔年的最後數天，下午時份，在齷齪室內，坐在對面一臉冷洌的上司，故作輕鬆地跟我說，「我們不能再合作下去。」那我明天還要不要上班？我問。「不用了，你將東西收拾好，或者我們找人代你收拾好送去你家，隨你喜歡。」
我目送對方推開玻璃門，離開，依稀記得她好像連一句祝你好運的說話也沒有。
就這樣，年廿五的這刻開始，我失業了。
打後兩小時，我在樓高五層的大樓內來往穿梭，向分散在不同部門的好朋友、舊同事串門去，我怕來不及向他們說一聲再見，再到人事部辦理離職手續，期間電話短談與訊息不斷，忙個不停，說穿了，不過是掩飾隱藏內心的空洞。
那夜，我抬著沉重的UPS紙箱，乘坐美術同事CCP的順風車，離開臭氣薰天的堆填區。

往後數天，隨龍年到來，看了兩套電影、去了一轉廣州、家中要大掃除、又要行花市買花、和親友吃團年飯，然後是拜年、逗利是、大殺四方城，每天在外到五更才回家，洗個澡，倒頭睡到翌日黃昏。面對親友，我還是熱烈地分享一些見聞，說一些無聊廢話，遇上笑點會擘大口放聲大笑，就算在面書上亦只是簡單說「終於可以放假，長而深的。」但我無法騙過自己，尤其是深夜時份，獨自一人，那些日間抑制的負面情緒便會破繭而出，害得一夜無眠。
當天上司所說的話，那怕前輩友好都叫自己打個八折，有些狠辣的語句還是如病毒那樣滲入身體髮膚。
「我覺得你呢類人唔適合打長工，啱做freelance！」「我覺得你進步好少，同埋我覺得有冇進步係睇個『心』！」「如果你咁都覺得係『滿意』的話，咁我同你對呢個字嘅睇法真係相差太遠。」「好可惜囉，一個寫文咁好嘅人，做嘢竟然係咁！」
雖說是職場上見慣見熟「合則來不合則去」的簡單事件，然而在綿密的思緒神經內千迴百轉，越想越亂，負能量亦變得厲害，凶猛得能噬人。

我無意將面書變成抒發情緒的渠道，我知道朋友都會撐我，要在面書討個數十人「Like」再說一些肯定我的說話，令自己感覺良好不難，更甚的是可以號召友好聲討這位上司，但對我將來在事業上繼續發展，待人接物技巧，毫無幫助。但我實在無法冷靜，我感到氣餒，我覺得怎麼當一個記者那樣難，我初入行時的熱血已殆盡，我不知道將來的路該如何走下去。
這樣的處境，對於一個剛踏入三十歲，沒有積蓄，尚要繳付政府貸款(和卡數)的人來說，無疑是有點如履薄冰。
記得離職日，另一位較我高一級的同事說：「我覺得你不是不能寫，只是不對題材而已，你三十歲了，別再走冤枉路，回到文化版那邊去，好好發揮吧！」
《蘋果副刊》文化版(爆Like)，一個曾經能夠讓我盡情發揮的理想平台，去年四月我竟然選擇離開，犧牲健康是原因，更重要當時我只想有更好的收入，結果恨錯難返，而現在要回去，卻是這麼近，那麼遠。
更恨是，離開以後的日子，置身別家機構，我看盡自己的缺點、陰暗的性格，而這些在別人眼竟然能抵銷我投放的心力，辜負了別人對自己的期望，這令我更加自責。
我渴望沉澱和放下，奈何找不到方法，靜不來，一些文字，一些故事，一些說話很容易代入其中(再夾七夾八地想東想西綑成一團)。像今天回家路上，翻開《壹周刊》「非常人語」，舊同事鄭美姿執筆，訪問伊利近街「閣樓」書店老闆李瑞雲，中段部份，講述李氏曾經在大公司工作，當年公司派她到台灣工作，以為可以和台灣籍的未婚夫相聚，等待好日子來臨，「告訴他我外派的消息後，他竟然變得很不高興，這才東窗事發。原來他一腳踏兩船，最後他選了台灣的女朋友，我們的婚約解除。」
分手後五個月，她又在驗身時發現患上子宮瘤，需要切除。
看到美姿寫道：「人生最痛苦的落差，大概出在你誤將噩夢看成是吉兆。」
我想起離開《蘋果》後的日子。
但她竟然在後補上一句：「禍兮福所倚。」這樣，我鼻子一酸，望着字裡行間流下眼淚，然後從褲袋中拿出紙巾，偷偷將淚痕拭乾。
又想起那天離開前，我來到四樓找她，臨走前她拍拍我的膊頭，這一幕，竟和那句本應如我無關的文稿連成一綫，叫我不應放棄。
我盡力看開，始終難以釋懷。
但我環視四周，望望放在櫃中那二百多篇的報道，看看書櫃中堆積如山的書本和雜誌，再看看包圍身邊的前輩和朋友，這就是我所擁有的。
我也拍拍自己膊頭。
冀願如此。

謝謝各位。